半岛官方体育习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两个结合”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人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文化特点，而是一种崇尚理性和智慧、重在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规则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也就越凸显。由此把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达到客观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其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马克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从文化典籍中寻找“微言大义”；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把“矛盾”转换为“阴阳”，把“规律”转换为“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内涵”，而且具有“民族形式”。

　　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转换和发展，这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应当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思维坐标，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014年5月4日，习在北京大学考察，亲切看望《儒藏》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特别关心《儒藏》编纂工作，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肯定汤老做了一件贡献非常大的事情。的肯定对于参与《儒藏》编纂工作的全体人员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宣部、教育部、文旅部和北京大学等都积极响应，有力推动了《儒藏》编纂工作的开展。目前，《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282册全部整理完成，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韩国之部89种37册、日本之部51种18册、越南之部20种2册正在推进中。这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儒藏》致力于将儒家典籍集大成地汇编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是一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人文学界大规模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体现了“盛世修典”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与20年前工程刚开始时相比，全本《儒藏》的编纂具有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和社会共识，为《儒藏》下一步编纂工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过去20年，承担《儒藏》校点任务的学者近500名，来自国内外近百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年轻学者得到锻炼，并迅速成长。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人文技术在古籍整理、研究、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我们将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推进古籍数字化，搭建教育、学术和国际交流综合平台。

　　科技一往无前，文化则要“瞻前顾后”。“未来已来”这个词很流行，但不要忘了“过去未去”。编纂《儒藏》，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回应着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这必然包括文化的复兴。贯通旧邦与新命、传统和现代，既是文化复兴的必然途径，也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

　　在新时代推进《儒藏》编纂和研究，是推进“两个结合”的一项标志性工作。我们将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胸怀国之大者，秉持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全力做好下一阶段工作。在编纂、整理和研究儒家文献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时代价值，促进古籍有效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不辜负的关心和期望。

　　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和人群在不同时代和条件下，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明形态。文明之间既相通相近，又彼此差异而多元。因其相通相近，才有了理解沟通的可能；因其差异和多元，才有了互鉴交流的必要。

　　一、超越文明隔阂，交流互鉴促进文明繁荣。文明繁荣发展从来离不开交流互鉴。古希腊文明汲取了古埃及文明的营养。古代中华文明也不断借鉴其他文明，丰富自身。佛教传入并未摧毁本土儒家与道家学说，而是推动了它们的新发展；希腊化艺术的传入深远影响了中国造像艺术，造就了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在现代早期，欧洲曾对中国充满兴趣，启蒙时代还曾出现过“中国热”。没有人格神崇拜的儒学道德礼仪，居然支撑了如此庞大而坚韧的文明，让启蒙思想家们印象深刻；科举制度更是成为后来欧洲文官制度的蓝本。但此后一段时间中西文明交流却变成了单向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欧美却对中国居高临下。文明借鉴应该是相互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伟大的自己。

　　二、超越文明冲突，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超越。“东海西海半岛官方体育，心理攸同”。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逐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之间的多元和差异，给人们在互鉴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取长补短、创新超越提供了条件。作为现代民主和科学观念的起源，古希腊文化对逻辑思维的强调、对个体身心畅意的追求、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励，在渴求创新思维的当代中国，依然值得借鉴。而中国文化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也为当代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身文明时所注意。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凡尔赛宫的装饰中都能找到中华文化元素。同时，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也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喜爱。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统；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

　　三、超越文明优越，交流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文明一直有着海纳百川、天下一家的气度，不以族群来区分文明和野蛮。今天，人类需要超越文明等级论，文明不意味着征服、改造，而是尊重、欣赏、学习、成就别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在于，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在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意味着各国都可以坚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立足自身发展问题，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

　　一、爱国主义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价值。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即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各民族在边疆地区交错杂居，交融互依，逐渐形成了水融的关系。伟大祖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家园，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全力维护各民族共同家园。一部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抗击外敌入侵和救国图存的历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边疆民族地区建设更需要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现代表达形式，更需要通过弘扬爱国主义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巩固和壮大的基石。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历史表明，我国各民族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处于最危急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得益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得益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益于各民族团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更应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此，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稳边固边的基础。

　　三、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与魂。增强文化认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习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中，少数民族的占到1/3。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建设中应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加深文化认同，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习高度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的论述具有极强的历史纵深感和文化感召力，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搞好文艺创作与研究的根本遵循。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丰厚的文化滋养。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传承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化育心灵，陶冶情怀，使精神充满理想憧憬，为生活增添美的感受。

　　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树立文艺创作的时代使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声音之道，与政通”等，都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唐代张彦远写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开篇就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讲的是丹青绘画的社会作用。今天，我们要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坚守人民至上的立场，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描绘新时代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使文艺创作更好地凝聚精神力量，成为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标识。

　　二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充分发挥文艺创作以美育人、美以成人的作用。传统文化在积淀中最具永恒的属性是审美属性，“以和为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特别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境界，在文艺创作中贯穿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永恒主题。此外，无论何种艺术门类、艺术形式，在艺术表现上都讲“气韵”“神韵”“意境”，例如古代文人画就重在尚意、写意、品意，在世界艺术中展现出独特的东方审美特质，也是艺术鉴赏、品评的标准。今天的文艺创作已具备各种新技术新媒介的支持，但无论运用何种形式和技法，都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国审美品位，以“和美”的内涵、“大美”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

　　三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匠作精神，在文艺创作中展现大美之艺。文艺经典都是精雕细琢、久久为功的产物。许多文学巨作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精神劳动结晶，许多古代造物如建筑、工艺美术、民间美术中注入了精湛的匠作技艺，才达到了“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精彩，今天的文艺创作要坚持精品意识，通过苦练功夫，精心探索，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为时代留下传世之作、高峰之作。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主要从普及古典名著的角度谈几点想法：

　　一、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其中，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无数宝贵的观念遗产，它们是中华先民创造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正能量，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必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接触并吸取这些正能量。

　　二、观念文化的载体是世代相传的中文典籍。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共用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烙印，它在民族认同中有着本体的认知功能和永恒的价值。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便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文典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鲜明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生动地表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是传统文化中最为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只有对历代经典进行研究、阐释和弘扬，才能深刻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

　　三、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手段。深刻地领会古典名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核心精神，进而向全社会进行普及，历代的优秀学者都视此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和朱熹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孔子被后人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师，但他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他对《诗经》进行“雅、颂各得其所”的整理，使之条理清晰，易于诵读。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还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我们理应继承孔子、朱熹的精神。从根本意义上说，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专供学者研究，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精神滋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所有成员的神圣职责，阅读古典名著从而汲取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古典名著数量众多，非专业的广大读者不可能全面阅读。古典名著在字句解读、意义阐释上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社会大众直接阅读比较困难。这就向当代学者提出了迫切的任务，既要精选某些价值最高的经典介绍给社会大众，又要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及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让古典名著脱离学术象牙塔的束缚而走进千家万户。